“其實⛅️，我一開始並不願意做村莊研究，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城市（福建泉州）🍿。作為一個文明社會，中國有漫長的城市史，為什麽非得把它描述成一個農民國家呢？ 我不理解為什麽研究者非得以了解基層為名反復做村莊研究。村莊研究我是不得已才去做的。”1987年，25歲的王銘銘結束在廈門大學人類學系6年的學習時光，遠赴英倫留學⚈。在此後的7年裏，他先是獲得英國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後來到倫敦城市大學社會科學系和愛丁堡大學人文學院做博士後研究🧓🏿。1994年，他回國進了意昂3体育社會學系人類學研究所。直到1995年，他多次來往於中英之間，在旅程這一端⬅️，出於他說的“不得已”，他有意無意地“接了地氣”，除了在老家泉州進行儀式地理和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之外，還在福建南部（閩南）晉江縣塘東村🤒、安溪縣美法村和臺灣臺北縣（現為新北市）石碇村“蹲點”。在這幾個村莊，他結合中國的地方史和西方的民族誌（ethnography）研究法，追尋著鄉村社會的文化模式🚼。

王銘銘（陳菁霞 攝）

1998年，這些鄉村田野工作的成果結集成《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經過時間的沉澱和相關學術論證，該書增補版於2021年被收入商務印書館“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

采訪王銘銘那天🕵🏽‍♀️，我們約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幾個小時的談話中，憶及當年這本書的相關研究時，他至今仍感到很遺憾🐝：博士二年級開始計劃選題時，他的理想是做印度或非洲研究👩🏽‍🎤👍🏼。這兩門學問在當時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屬於頂級水平👱🏻。“學人類學🉐🙈，老師們要求我們研究異域社會📎。印度和非洲既是英國的異域🦊，也是我們的異域🤴🏽。我在課上讀到許多關於這些區域的書，很受吸引🐦。”那時的王銘銘深信⚓️🧝🏽‍♀️，人類學要有一種世界主義，作為留學生，為了推進它在國內的生成，他有必要進入“他者”之中。但王銘銘幾次申請都未獲批準⛴。系主任告訴他🤺：你去這些地方調研，要學兩年語言才行，而你的獎學金只有四年；另外，做研究要經費，一個中國人拿英國的經費去研究非洲或印度，邏輯上說不通🙌🏼，基金會恐怕也不會給予支持。最後👴📤，王銘銘不得不像上一代留學生那樣，在西方學習洋學問，回中國做起了“家鄉人類學”。

“不得已”也好，“遺憾”也罷🔈，事實上，憑借早年在閩臺三村（塘東🤌🏽🤱🏿、美法和石碇）的田野研究，王銘銘在學界一舉成名🤚🏿🧛🏿，其學術著作《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也已成為中國當代人文社科領域的經典之作🔁🧚🏽‍♂️。

閩臺三村

王銘銘的閩臺三村研究✈️🧖🏽‍♂️，緣起於他在英國求學及工作期間從事的兩個學術項目。塘東村和美法村的田野工作（1989—1993），先是作為“中國民間互助與地方傳統的轉型”項目的組成部分進行的，課題由當年倫敦城市大學中國研究項目主持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主持。在這個階段的調查工作中，王銘銘對地方頭面人物的人生史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業余時間將相關見聞與韋伯支配社會學的經典論述進行對比🙆，之後，他與王斯福商議，共同於1993年提出了“閩臺象征資源與民間權威”項目申請。不久，項目得到了基金會支持👨🏿‍⚖️📰。1994年，為了實施該項目，王銘銘重返美法村🐦‍🔥，接著又於1995年春赴臺北縣石碇（1960—1970年代王斯福的主要田野考察地點），圍繞韋伯稱之為“卡裏斯瑪”的人物類型與傳統權威和科層權威之間的差異與聯系問題，在海峽兩岸的山區村社做起了調查👨‍🏫。

《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有一兩篇論文是關於第一個課題的。“政府有福利製度🙎🛠，老百姓自己也相互幫助，這些基本上都是在熟人之間發生的🪟，可以說是‘民間福利製度’。”在田野調查中，王銘銘發現熟人關系有家族內部的關系（閩南人稱為“堂親”），有姻親關系，也有同學和同事關系😞，“因為有各種不同的歷史緣分💣，人們互相幫助並形成人情圈子”。故而，所謂“人情”便是基於歷史中的社會互動形成的關系圈子內部的互惠，這樣的互惠與人情觀念互為表裏。當然，王銘銘的田野調查不局限於人情研究，為了理解人情，他必須研究家族、通婚習俗與朋友關系的歷史生成過程，研究傳統村莊和現代社會。王銘銘的研究範圍比較廣，他的《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即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社區🫵。“福建的很多村莊形成於元明時期，它們發展到現在經歷過哪些變化🫲🏼？”王銘銘正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展開他的調查研究。“一個村莊之所以稱為一個村莊☎，除了有家族和政府行政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個共同祭祀的神明🤾🏻，如一個村的保護神。”因之🪁，他研究時也會涉及到民間信仰等方面的內容。

做閩臺三村研究時，對田野點的選擇👰🏻🀄️，王銘銘更多考慮的是區位上的依據：這些田野點同屬一個語言-文化區。就現居主體人群抵達三個地點的最早時間算，塘東🤱、美法、石碇三村的最早聚落⌛️，分別由不同姓氏的移民創始於元末、明初🤹🏽‍♀️、清代🕺，在這些移民進入這些地方之前📶，聚落所在的地方並非荒無人煙🤽🏿‍♂️。另外，這三個村落所在的地方，在大陸山地、海邊和臺島，塘東、美法兩村，一個（塘東村）位於海邊（金門島對面），另一個（美法村）在山區，二者與位於臺灣的石碇，相互之間被山水和海峽阻隔。清末以來🐴，兩岸也有不同的歷史際遇🙅🏼，因而在歷史和社會形態上這些地方各有其特點。比如，塘東村屬於濱海華僑家族村落，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和地方化家族組織𓀘；美法村則屬於較為典型的山區家族村落，與海外的聯系也存在🏃‍♀️‍➡️🧋，但迄1990年代初，仍舊沒有發揮太大作用；石碇村雖然也有家族🫚，但規模較小，且相互雜處🆔👨🏻‍🔬，而其地緣組織和宗教社團則較為發達。由於1949年以後，臺灣“政權-社會關系”形態有別於大陸，這就使石碇在地方政治方面，有了不同於閩南兩村的特點。“不過🤸🏼‍♀️，這三個村落中，人們的母語是閩南話（在臺灣被改稱為“臺語”），使用的文字為漢字。相比於其他地方，他們的家族意識都比較強，其社區的傳統公共建築🧑🏻‍🎓，除了祠堂之外🙇🏼‍♂️，就是奉祀地方保護神的神廟。”

王銘銘的田野點選擇也有個人化的因素在內。塘東村是他從小就很熟悉的地方，在外婆所在村的隔壁，那裏以華僑多而著名，老姑（外公的妹妹）就嫁到了那兒。“塘東在海邊🎅🏻，美法在山區。當時想得比較簡單🧑🏼‍🦳，覺得只有一山一海才構成福建的整體👐🏽。”而美法村則不同🤵🏻‍♀️，王銘銘以前從未去過安溪縣。當時選點的時候，他跑了很多地方，最後定在美法村。其原因在於🧜🏽‍♂️，一是村莊從外觀看很完整💂，保持了原來的面貌➝；二是村莊不大，自己一個人可以勝任對它的調研⏭。三是離縣城近，查檔案查文獻（包括和當地行政人員見面溝通相關問題）方便🎬。王銘銘說，田野點選擇除了考慮區系和理論關切之外，還應考慮社區的相對完整性，及田野工作者個人展開調研工作的便利♤，不應過度追求所謂“典型代表性。”

“文化”和“權力”

社會互助的研究課題，集中在塘東村和美法村展開🔃，地方頭人課題則在美法村和石碇村進行🤸🏿‍♂️。“這兩個課題采取的研究方法不一樣。”“中國民間互助與地方傳統的轉型”項目屬於綜合性考察，王銘銘一開始選擇的是社會學的問卷調查方法，在每個村選取30個家庭做訪談，每份問卷120個問題，涉及柴米油鹽醬醋茶到祭祀🐴、風水等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家庭可能半天或一天就做完了💁‍♂️，有的可能要好幾天，因為他跟你講到中間突然要去幹點什麽事🦷，等再找過去時，他都已經忘記這事了👫🏻。”接著，王銘銘又采用人類學參與觀察法，對當地的儀式活動、社會交往進行比較深入的參與和觀察。此外，他還收集民間族譜👨🏿‍🍳、政府檔案等材料。“當時也不敢跟老百姓住在一起，因為你住在這家，如果別家跟他有矛盾，那就不能跟別家聊了🧑🏻‍🌾。”沒辦法，王銘銘只好在村子邊上租房𓀃，因為所租的房子很少住人👨🏿‍🎨，裏面到處都是蟑螂和老鼠。

最初，在塘東和美法做問卷調查時，王銘銘是以家庭為單位，後來他逐漸接觸到個別熟悉地方史、活躍於儀式組織中的老人，得知這類人物擁有的“地方性知識”與集體記憶幾乎可以對等。這為他幾年後的地方頭人研究埋下了伏筆。在美法和石碇開展的“閩臺象征資源與民間權威”課題，王銘銘是想藉此了解那些有著豐富歷史經驗的地方頭人的人生🌩🛬，以及他們與地方社會的關系。1991年，王銘銘再度來到美法，和村裏的頭面人物陳萬生“混”了半年多時間🔄。“我的理想是通過口述史來復原那些有公共影響的地方人物的人生。”但王銘銘的願望只是在美法村完成，因為美法村較小（3500人左右），傑出頭人只有陳萬生一個。而臺灣的石碇規模比較大，歷史上的幾代頭人都留下了不少傳說和文獻，雖然個別頭人健在，但記憶力已經明顯下降👨🏼‍🏭，談不出太多內容來👩🏼‍✈️。因此，在石碇，王銘銘還做了大量文獻研究，尤其對其中一個日據時代的頭人呂林烏木做了重點研究🛢。

匯集閩臺三村田野工作成果的《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一書，出版時收錄了五篇論文🕸，商務印書館決定將之列入“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時👨🏻‍🔬，他又增補了五篇。雖然前後兩個項目的主題不同，但王銘銘的學術關切還是能從書名中的“文化”和“權力”這兩個關鍵詞中窺見一二。“在鄉村裏🕕，我一方面是做文化研究。所謂‘文化👨🏿‍⚖️，’是指社會生活的紋理🦸🏽，如習俗信仰和人文價值🧕🏽🐀，我認為這些東西也可以說是傳統。當然💫🕵🏽‍♀️，這些並不是全中國的傳統🔒，而是地方性的，跟全中國的傳統有密切關系，但也有地方特色❔，這些特色與人民在特定區位的生活緊密相關。我想通過村莊的深入研究來研究老百姓的傳統和生活是什麽樣的。另一方面，權力，在我這裏面是沒有絕對定義的一個概念。它可以來自衙門、官府👩🏻‍🦽‍➡️☠️、政府、基層政權之類🫨，也可以來自地方頭人或者民間權威，他們的生長得益於衙門、官府、基層政權，得益於他們經濟上的地位🤸🏽‍♂️，但更得益於他們在地方社會中的地位。成為地方頭人或民間權威🏄🏽，一個重要條件是要得到當地老百姓的廣泛認同🍌。他們之所以得到廣泛認同👨🏽‍💼，往往與地方的祠堂、廟宇🙆‍♀️，與族譜的編訂有關。地方頭人的權威是好多面的，錯綜復雜，與書名上的權力是不同的🚶🏻‍♀️，但我也用權力來形容權威的力量生成原理，我想知道老百姓眼中的有公正心、能做事的人是哪些👂🏿。”

《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的核心主題主要圍繞社會互助和地方頭人這兩個大的方面🧑🏻‍🔧。但總體上🏌🏽，王銘銘更重視“民間”👨🏻‍🍼，其中有很多篇幅寫到政權變革🧣，如《一個閩南村落的家族🎬、社會與國家》（即《社區的歷程》縮寫版）🪡，即是論述政權的變化及其影響。“不能離開‘正式’來談‘非正式’，不能離開‘官方’來講‘民間’🩶，二者是相對的、相互的✍️。”王銘銘舉例說，今天的家族是民間的👶🏽，但在歷史上卻並非如此😢，因為宗法製度以前是政府的🌗，它變成民間的是20世紀以後的事情。家族在社會和國家政權的形態變化下曾經中斷，如今又復興了🌳。

反思現代性的努力

“在中國人類學的歷史中，村莊的地位確實特別高📵，太高👨🏼‍🏭。”在增訂版附錄的《村莊🍋：從人類學調查到文明史探索》一文中👩🏽‍⚖️，王銘銘梳理了中國人類學村莊研究的發展歷程，呈現了不同時期相關學者在方法和解釋上提出的各種觀點。“中國人類學發展史上有兩個階段特別重視村莊研究👩🏽‍🎓🍨。”一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當時海內外知名的村莊研究🌂🙇‍♀️，大多由吳文藻的學生們如費孝通、林耀華等完成，他們開創了用村莊來窺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路徑，產生了很多有分量的學術成果，令西方同行很羨慕。但正當西方同行也有意加盟“鄉土中國”研究時，由於“冷戰”，他們喪失了在中國從事田野工作的機會🧦。故而☞🗣，他們先是依據文獻資料和既有田野報告來研究中國總體的情況👨🏻，如英國的弗裏德曼（Maurice Freedman）研究中國的家族，美國的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研究中國的市場和衙門的空間布局🙋🏻‍♂️。到了1960年代中後期🤖，他們又采取了“社區研究法”到港臺鄉村做調查研究，試圖從“邊陲看中心”。

改革開放以後，中外學術交流增多，西方學者特別好奇社會主義國家基層生活的情形🍘。在這一背景下👛🧝🏽‍♂️，王銘銘這一代的留學生多數被“洋師傅”要求回到村莊，村莊研究開始出現第二度復興🥑。青年王銘銘即身處村莊研究的這波熱潮中。雖然當時選擇在閩臺三村做村莊研究並非自願0️⃣，但既然選擇了🥥🉐，他便懷著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

因為受弗裏德曼、施堅雅等人影響，王銘銘帶著對中國文明整體的關懷去做村莊研究🤱🏽。對寫作《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時的王銘銘而言♦︎，“文明”大致與美國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的界定一致🧕🏿，是指大小傳統區分、等次與聯系及其所有這些的轉型。基於對閩臺三村的實地考察🦞，王銘銘探討了民族國家與傳統家庭社會組織之間關系、現代化過程中民間傳統的地位🧜🏼、現代福利製度比較視野中的地方性互助製度、民間生活觀念與現代幸福觀的可比性、現代權威製度建設歷程中民間權威的延續等問題。盡管主題和角度各有不同🐢👨🏻‍🌾，但其中貫穿著的，是“民間”一詞所指向的歷史圖景💐。王銘銘通過深入民間文化的歷史和現實來反思現代性🧗🏼，通過反思現代性來揭示文明大小傳統關系的“古今之變🎎。”在他看來，現代性來臨之前，中國本已有自己的文明大傳統，這個大傳統也早已進入鄉間🪺。但現代性來臨之後🤾🏼‍♀️🙋‍♂️，出於“新文明的焦慮”⛳️🐢，不少學者誤將現代性當作初始文明，他們用村莊來代表中國❌，誤將早已城市化的文明中國當作直到西方現代性來臨之後才擺脫其“鄉土性”的國度。“這一做法來自某種認識失誤，有待糾正。”王銘銘認為，之所以要在村莊研究中強調“民間”📳，既是因為田野研究所見的地方性事實多半“不見經傳”🌴，屬於“非主流的”“在野的”🎴，又是因為我們當下所見的“民間”，含有許多先在的本土文明大傳統的內涵🧜🏽‍♂️。這些內涵現在變得很“民間”，其實它們中有相當大成分是被現代性排擠到邊緣的古代文明大傳統成分🤖，因而👧🏿，敘述“民間”🐘，也就是在敘述“先在”和“後到”文明之間的關系🫸。

對於《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王銘銘自認為有三個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對現代和傳統二元對立的批判💢；二是對鄉村社會組織和政治文化的綜合研究；三是關於政治文化、政治觀念的研究，以及地方和世界、“居”與“遊”的雙重性研究等🎦。不難看出，這三個方面的研究，與其對文明“古今之變”的關懷是息息相關的🌬。

和歷史人類學“華南學派”相似，王銘銘的人類學研究也是走的文獻研究和田野工作結合的路徑。但他的不同在於，除了研究製度的歷史🙂‍↔️，還特別重視對歷史感知和觀念的研究👨🏻‍🎓。他努力通過儀式研究和訪談，了解普通老百姓如何實踐及體驗歷史。在他看來，歷史不是由歷史學家掌握的真實🤼‍♂️，歷史人類學的任務是拓展視野🎿，關心人民對過去的不同經驗和看法🚴🏿‍♂️。

“相比許多同行🦷，我更多跟學科之外的一些學者打交道。”王銘銘說🧑🏼‍🦰，人類學不能閉門造車👲🏿👧🏻。一方面，它應與其他學術領域產生密切關系，產生更多交流碰撞；另一方面，不能局限於“歐美中心主義”🛂，應與中南美洲🍢、印度、非洲👨🏽‍🔧、日韓🪘、澳大利亞等區域和國家的很優秀同行多交往，以開闊視野。

延續至今的思考

王銘銘是個興趣廣泛的人，中學時期熱衷音樂，即便後來以社會人類學在學界立身🍸，但他的關註點也遠不止於自己的專業領域。回憶進大學時選擇人類學專業的原因，他的解釋是：生長在古城泉州👩‍👧‍👧，從小就看到一些不能理解的現象🧑🏻‍🍼😅，比如年度節慶和人生禮儀（處理生老病死這些關節點的儀式），到底是什麽原因使得長輩們在這些時間節點上特別關心處理人與“超人”的關系💁🏼‍♂️？“這些年度節慶和人生禮儀很熱鬧，牽涉到人🤾‍♂️2️⃣、物、神各種生命力通過祭祀禮儀活動產生的匯聚🦹，大家都認真對待，再怎麽禁止都沒有用🧚🏽。現在承認這些東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然就可以更公開了。”學生時代的王銘銘，接受現代教育的科學理論📬，否認“超人”的存在🎹👩🏻‍🦽‍➡️，但從小在家裏看到的卻是另一幅景象。這些想不明白的事兒讓他覺得很有意思。他選擇人類學部分是因為他看到了這門學科更重視“前現代”，又為不同於現代文明的解釋提供了生長的土壤🪷。

實際上⚖️🏂🏼，王銘銘考入廈門大學時最初進的是歷史系考古專業🔬。1984年，廈門大學成立人類學系，歷史系一部分專業被移至人類學系，其中即有考古專業。廈門大學歷史系有很強的人類學“基因”🛳。中國人類學奠基人之一的林惠祥先生可謂是該系的奠基者。早在上世紀30年代🌈，林惠祥已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學術代表作《文化人類學》，確立了華文人類學體系，受到當時學術界的普遍重視與歡迎。新中國成立後林門弟子基本都留在了廈門大學歷史系。改革開放後很多社會科學專業恢復重建🐻，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王銘銘被轉到了人類學系，他後來讀研究生時的導師陳國強當年即是林惠祥的學術助手，正是他於林惠祥逝世25年後創辦了廈大人類學系。

做閩臺三村研究時🤾🏼‍♂️，王銘銘才27歲，那是他學術生涯中田野工作最認真的時期😞🚶‍♂️‍➡️。此後他受工作、成家等各種條件製約，雖然也短期帶學生做過田野工作，但投入的程度遠遠沒法和當年相比。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他覺得自己很幸運。他長久地記得在安溪美法村看到的祭祀活動，讓他想起中國古老的生活藝術🖋、禮儀製度和宇宙觀😲。那裏的春節很長，從祭祀竈君一直持續到元宵節🚍。在王銘銘眼裏，年的開始很有意思，其時間很豐滿，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抽象而短暫，這很有理論價值。另外✵👨‍🦼，在美法村，讓他震驚的是當地村幹部對他的研究的態度。其時經濟改革是主流，看著一個留洋回來的博士研究這些怪力亂神之事，村書記勸他轉行🦻🏻。“我很早就預見了這些東西的重要性，但是那時候大家不理解，而且把它看得很負面。”甚至有老百姓以為他是偷文物的，遭到很多的不理解♢。

完成泉州古城和閩臺三村研究後，王銘銘先轉入華北鄉村研究，再於1999年轉向西南和域外🚴🏿‍♀️。“漫遊”在東西部和海內外，他提出了“三圈說”🚨，通過總結百年來中國人類學社區研究、民族學和域外研究的既有成就💂🏼‍♀️，展望華文學術的世界視野。

最近十來年，王銘銘更多是圍繞和理論界的討論以及在課堂上生發的思考來展開研究，先後出版了《超社會體系🚂：文明與中國》和《人文生境：文明、生活與宇宙觀》👨🏿‍🔬🕙。“這兩本書考慮的問題是一貫的，即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和人類學🛀🏿，長期以來理論上的關心是社會和個人的關系或者人和人的關系，較少超出我稱之為‘人間社會’的範圍🎾。”《超社會體系》基於人類學思想史和中國文明史意象🧑🏿‍🏫，展現了“社會之上”一個廣闊的文明境界🐦‍🔥📘。《人文生境》從中國人類學歷史反思出發🤚🏿，進入中西文明論的比較研究👷‍♂️，落腳於生活世界中的廣義人文關系及宇宙觀🧖🏿。而《人文生境》關於廣義人文關系的論述牽涉到了人、自然🧍🏻‍♀️😕、神聖的區分與關系。王銘銘指出，以往社會科學忽略社會生存延續發展變化過程中人和非人之間的關系，“廣義人文關系”的說法🧩，是為了糾正社會科學的人類中心主義🤸🏿‍♂️、人間主義偏差而提出的，它主張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野拓展到各種非人的領域上🚦，重視考察人對非人的依賴關系。

對王銘銘而言👨🏿‍🔬，社會科學以研究人為主，但如果太限製在人間，便有礙於我們探入人之為人的本相。他即將出版的新書《生靈與超越》，通過考察19世紀中葉以來英法兩國人類學的祭祀理論💈，再次求索了廣義人文關系的理論意義。

盡管距離閩臺三村研究已時隔20多年🧯，學術關註點也有所調整和偏移🎣，但王銘銘眼下的理論思考和早年的田野調查依然有著或隱或顯的關系。“一個村莊可謂是一個生活世界，這個世界是封閉性和開放性雙重互構的，是一地之人生活的地方🚀。但要生活，人便既要與他人打交道👨🏽‍🍼，也要與各種非人的‘他者’打交道，要與萬物與神明謀得‘共生’。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意義上的‘交道’是廣義人文關系得以實現的過程🧚🏿，又是歷史得到創造和感知的過程👱🏼‍♂️。”多年後，努力反思地繼承“社區研究法”學術遺產的王銘銘認識到，正因為地方的生活世界如此“關系千萬重”🤴🏻，做村莊研究才能看到很多，想到很多🦊，成為引入各種意象和思想的通道。

原文鏈接：王銘銘：做村莊研究能看到什麽😖？（《中華讀書報》2024年5月22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