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泰蘇：我想先大致談談理論對於歷史研究的意義，尤其是它對於長時段宏觀歷史的意義。關於理論的意義🐪，有強弱兩種不同的提法。先從“弱提法”說起：歷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從非常不完美的庫存史料中盡量還原歷史真實。對於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地點來說💇‍♀️，文字記載的保存是極不完整、不系統的🧝🏼‍♂️。如果想要通過這些支離破碎的史料去還原任何具有認知價值的歷史真實🦹🏼‍♀️，必然會涉及大量的引申🌇、跳躍、推斷乃至於假設☣️。只有這樣，才能躍過史料之間的空隙🧜🏿‍♀️，把它們盡量合理地組織到一起。那麽👩🏿‍🔧，這些引申👨🏼‍🔧、跳躍、推斷、假設的思維基礎是什麽？是史料本身嗎🤷🏽🚣🏼‍♀️？還是某些外來的思維框架⛹🏽？歷史學者喜歡拿“歷史感”作為一切思維判斷的基礎，但“歷史感”又從何而來？在我看來，“歷史感”這個概念只不過是問題的另一種表達，因為它也必然是史料功夫和史料之外的引申📕👨🏼‍🚀、跳躍、推斷👍🏿、假設的有機結合。

說到這裏，喜歡微觀史學的同行往往會質疑：難道就沒有在事實敘述上比較保守，試圖以小見重思長時段歷史研究中的社會科學方法大但又不直接“論大”的微觀史學研究嗎？一旦研究對象足夠微觀，現存史料之間的縫隙是否也就會隨之收縮，直至不再需要理論補償🤾‍♀️🧌？這就涉及“理論史學強提法”了：如果說弱提法是建立在史料縫隙的基礎之上的🏃‍➡️，那麽強提法則直接否認了“不依賴理論的直觀史料認知”的思維可能性。即使是解讀最簡單的史料👩‍👦，即使是做最基本的文獻功夫，不用理論也是不可能的。人類的大腦認知外部世界的過程中👨‍👦，必然要經過各種長年累月積攢起來的認知濾鏡，不論是語言🤽🏿‍♀️、邏輯💁🏼‍♀️，還是各種各樣的所謂直覺。既然如此，“史料閱讀”這種高度專業化⛅️、高度系統化的認知工作又如何可以免俗👸🏻？當代史學🙇🏿，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之後，格外強調把史料與文本放到“歷史語境”與“歷史情境”中去解讀。情景化是任何歷史系研究生必然要學習的思維方法❗️。但這些“情景”與“語境”不是史料本身就能夠完整提供的𓀏，它們依然是史料與外部理論結合的產物🤹🏼‍♂️。

在歷史研究中，理論工作的第一步不是從外部選擇並套用已經成型的理論範式😗，而是自我審視並捫心自問🤿：我為什麽會這樣理解這份資料🚌？我潛意識裏的認知偏見或濾鏡到底是什麽樣的ℹ️？怎樣才能讓這些濾鏡形成可以理性運用的框架與體系🟩？提出理論模型的過程首先是一個認識自我的過程🤘🏻。在此基礎之上💃🏼，才能有效地提出假說並證偽/證實/修正它👱。

至於為什麽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維濾鏡進行“體系化處理”🐧，其實主要是服務於學術工作的群體性需求。歸根到底，個體的學術認知能力是頗為有限的。只有依賴於一代一代的學術繼承與群體性合作，才能不斷接近外部真實。因此🤸🏼‍♂️，理論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幫助我們理順自己的認知濾鏡，更在於幫助別人理解我們的思維方式👩🏽‍🦳，並由此鼓勵他們進一步審視他們自己的認知濾鏡🕛。完整的學術交流既需要材料方面的透明度，更需要思維方法上的透明度✨。

宋念申✣：現當代的歷史學研究🤞🏽，總是在回應一些社會科學問題🧑🏼‍🎤🦮，這和我們固化概念中偏重考證的歷史研究𓀂❎，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想舉全球史的興起作為一個例子。大多數全球史的書寫🎩，並不是因為有特別新的史料被發現🍋。一位全球史寫作者，很難在史料搜集上超過某一具體地方的研究者。但全球史強調的不是各個地方史的疊加，而是找到地方之間的聯結。這種視角和問題意識，顯然不是純粹來自史料🌦，而是來自背後的理論框架。如果歷史研究要有所突破的話，它必然要回應🕓、檢驗、審視✥、批判今天的理論性問題，不停地在對話過程中，激發出新的思想。

今天談“長時段”♻️，似乎關註的是時間線索。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空間的線索🦌。我發現歷史社會學只是在今天的中國得到特別熱烈的討論。但其實這種非量化的質性研究，在英語學界已經是支流🖐🏼，而且日益邊緣化。為什麽是這樣？我沒有確定的答案🧑🏿‍🦳，但我想是因為中國這一代社會學者（也包括願意借鑒社會科學來討論的歷史學者），越來越不滿足於原來的敘事和理論框架，他們發現中國的經驗，不論是歷史還是現實層面，都提供特別多的理論可能性🙆‍♂️，可以提出新的闡釋。這就是我說的“空間問題”🧍‍♂️◾️：在中國的當下👨🏼‍🌾，依靠歷史材料（而非數據統計）從事社會科學討論🍁，其緊迫性似乎要高於其他國家。

我一直覺得🧑🏻‍🦼‍➡️，史學肯定不只是史料學，因為你一旦主動建立一個解釋史料的框架，開始敘述和解釋了，就抽離出原始史料了🤶🏻👫🏻。這後面肯定有理論，而如果不把理論想清楚的話，敘事是搭建不起來的。僅僅把材料堆砌在那裏🐺，沒有意義，因為材料不能解釋自己，研究者必然要對問題有主動的探討。另外一個層面是對材料的使用。歷史學者和歷史社會科學學者之間，甚至是不同歷史學者之間，可能會運用到相同的材料🔦，但相同的材料也常常會引出不同的闡釋方式🧀。因為如果一個問題具備良好的學術價值，則必然是發散性的，具有多重解釋性和很強的對話潛力。所謂對話不是同一領域內部的對話，而是可以容納不同領域、多元學科之間的對話👇🏽。比如👰，在傳統的歷史地理、地圖學研究中引入（歷史社會學比較關註的）國家建構視角🏄🏼🕛，會產生不同於以往的分析方式和討論話題。

一個好的歷史學者，應該既從已有的✍🏼、傳統性研究中吸收營養🤏，同時以此為基礎，回應本時代的社會科學重大理論問題。在不同的思考層面，探求一種流動的、不斷被重新激活的歷史真實性和歷史感。

王利平：美國歷史社會學自摩爾👌🏻💥、斯考切波直至梯利以來一直以馬克思和韋伯的核心理論為依歸，以理解民族國家的興起、革命的起源🕑☕️、階級的形成與動員這樣的宏大歷史問題為使命，這樣一種問題意識、研究態度的興起與衰落有其自身的歷史原因🌓🙅🏻。從表面上看🚚😒，當代的歷史社會學在方法上更加嚴謹，理論上更加精微，解構上更加徹底🖐，對一手史料的要求和歷史學別無二致，但學術範式的更替不應該是線性的漸進，我們不應當置身歷史之外去評價哪一種研習歷史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而應該置身歷史之中去判斷某一種歷史心性的興衰✋。對長時段、宏大的歷史結構的興趣是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比較研究的一部分，對政體性質💘、社會結構以及歷史走向的分析是將那一時代學人凝結起來的紐帶🦻🏻，自然帶有其強烈的時代特征。這意味著，今天討論長時段歷史的可能性🟫，首先需要跳出單純的方法論上的優劣之爭，澄清什麽是今天關註此一問題的動因🧖‍♂️，這一動因是否繼續存在，以及什麽是今天學人共享的歷史心性。更進一步，在中國的歷史情境中，對長時段歷史的結構探詢源自何種興趣。

其次🐺，我們需要思考什麽構成長時段。馬克思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興起的階段分析是典型的跨越朝代和政體變遷的長時段🌴🐮。同樣🎎，韋伯對家產製、封建製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的討論，也是超越個體行動和事件意義跨度的長時段。所以𓀊，長時段的“長”到底是在什麽意義上的“長”，取決於它對應的“短”是什麽🦸🏿。“長”並不是一個時間跨度上的增量💡。從拉鐵摩爾的歷史地理生態觀來看，草原和農耕文明因氣候💂🏽‍♀️、土壤👁‍🗨、植被、生產生活方式的緩慢成型➗、積澱而產生的推拉🧘‍♀️、依存關系是漫長的長時段🕺🏽。與這兩大生態系統的互動相比，政體與朝代的興衰就是“短期”的👳🏻‍♂️。然而這樣一種“長”與“短”的對比與平衡在以鐵路和工業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市場全面滲透以後就被顛覆了🧑🏽‍🌾。自然不再構成行動的天然限製。工業化釋放出來經濟和政治熱能讓“短”時段的歷史迅速地改變了草原和農耕文明的形態。與此相比👩‍🚒，岸本美緒以明清之交士人交往所使用的名片稱謂和形製的變化這一看似“短”時段的歷史為對象，透視“風俗”流變這一具有長時段影響力的歷史變化。這些例子告訴我們，並不是以“量”的長時段為對象，我們就更好地把握了長時段🚦，而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什麽是有意義的“長”時段。這個長時段可以是系統結構意義上的，可以是社會風俗意義上的🤘🏽，可以是世代意義上的，甚至是個體生命歷程上的，關鍵在於明晰它的意義框架🥖。

羅祎楠：的確🧑🏻‍🤝‍🧑🏻，當我們討論何為“長”時段歷史時😩7️⃣，不能簡單地將“長”等同於物理時間的長短——盡管這已經成為實證主義（positivism）歷史社會科學研究的慣常認識。實證主義相信，拉長研究的物理時間跨度，有利於占有更龐大的“數據庫”：從“二十五史”中攫取數千年的數據總比鉆研一部斷代史得到的更多。研究者還可以駕馭那幾個常識性的“變量”，在千年數據的支撐下👧，建立對歷史“客觀規律”的認識。且不說在這看似“科學”的研究流程中，尚有諸多“隱秘”的環節沒有被澄清：研究者選擇什麽指標度量理論概念🧑‍🍳，如何把原始資料轉化為數據🚵🏼‍♂️，這其中暗藏了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間🔞，這些隱性操作幫助他們建立看似精致的理論模型👼。單是從歷史社會科學創造力的角度而觀👲，研究時段的擴展，數據的增加反而強化了理論的“貧困”👨🏻‍🦯‍➡️🧑🏼‍🏭，很多研究困頓於學術共同體共同搭建的常識系統中。

其實🧑🏿‍🎓，“長時段”是我們每個人的切身歷史意識。比如傳統中國士人總是將他們經歷的事情想象成在穩定中又不斷孕育機變的“天下”情勢。再比如💨，德國歷史主義思想相信個體的人物、事件中總是蘊含著辯證運動的整體歷史性。進一步說，“長時段”其實從沒有從我們“切己”的生活感受中退場👨🏽‍🔧。“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時代變局”，其實都是對“長時段”樸素的感受。當我們體會具體而微的歷史情境時🟣，或是思考當下正在發生的事件時，總會在歷史的整體運動變化中領會這些個人經驗的“時代意義”❔🧜🏼‍♀️。樸素而“切己”的歷史意識同樣潛移默化地引導著歷史社會科學研究🦮。研究者首先是具有“歷史意識”的主體🚣‍♂️👼🏿。他們在選擇概念、設計方法、收集素材、建立因果解釋時，根本無法逃避關於“長時段”的歷史意識🦶🏿。

淩鵬：中國歷史最重要的特征在於“延續性”。一方面💊，這既指客觀時間上的延續🦴，例如從先秦一直延續到當今；另一方面更意味著中國人的“歷史感”本身的延續性🍑，或可將其理解為主觀的“延續性”📗。主觀延續性的最明顯特征在於，“歷史”並不僅僅是作為客體的被凝視對象，同時更構成主體理解世界的視域本身👳🏽‍♀️。這樣一個特征，既來自中國傳統學術中“經史不分”的特點🎛，也構成了中國人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至少到清末時期仍明確存在著。

以“井田製”為例🧏🏼‍♀️，單純從客觀歷史來看⛳️，其所指的乃是先秦的田製，具有明確的歷史時代性🫶。但是對於中國傳統的“歷史感”而言，“井田製”作為“三代仁政”典範🤏，是士大夫與評價後世社會與政治的標準視域，是即便在後世也“當下存在著”的理想📢。因此齊思和在《孟子井田製說辨》的第一句就稱“儒家言田製，以井田為最高理想”（當然🦹🏿‍♂️，也存在著古今之別的認識）。即使到清末👩‍🏭，康有為等人仍是在此意義上來理解井田製。井田製作為“歷史”，同時作為“理想”與“現實”之存在⛸，是中國人“歷史感”的重要表現♚。而另一個例子則是喪服製度。雖說禮經文獻產生於具體的歷史時代，且喪服製度在歷史上發生了不少變遷，但喪服的基本規製延續整個歷史→，直至今日仍在中國農村的喪禮中大量體現👨🏽‍🌾，而且由此代表的親屬關系，更活生生地存在於日常生活中🗓📨。與“井田製”類似👳🏽‍♀️，喪服同時是作為中國之“歷史”“理想”與“現實”而存在於中國歷史的“長時段”延綿中的。

意識到這樣一種基於中國歷史的“長時段”特性，如何有助於歷史社會科學的分析呢？幾年前，歷史社會學中曾有一篇文章討論清代的土地買賣契約🦸🏻‍♂️，特別關註契約中的一個普遍表述“永遠為業”。明清時期中國民間的土地流轉速度異常頻繁，但恰恰是在頻繁的土地流轉中，人們卻最期盼著土地能夠成為自己家庭以及家族永遠的產業👩‍🎨。這一“永遠為業”的理想，來自《孟子》中的“恒產”概念🤳，而“恒產”正來自“井田製”的歷史。正是井田製這一“活著的歷史”🦦，在深層意識上延綿於明清時期人們的多種多樣的土地經營行為中：租佃、典🧚🏼‍♂️👨🏿‍🦳、活賣、絕賣、找價🤵🏿‍♂️、永佃、一田二主等。在這個意義上，個體的行為不僅僅是結構與局勢大潮中的水滴😜，相反，水滴這一主體本身才是歷史延綿的大潮🪫。

當然🧝🏼，以上討論絕不意味著用中國歷史的“長時段”延綿特征可以解釋一切🔽，“永遠為業”本身也無法解釋各種各樣的土地經營行為。正如布羅代爾所說的👍🏽，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時間結構是層層疊疊的重合🪰，歷史與社會科學研究更需要有不同層次🏋🏻‍♀️、不同視角，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解釋。

劉永華：在某種程度上說❕，長時段已成為今日史學工作者與處理歷史進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常識。不過對許多學者而言，它只是一個提醒，甚至僅僅是一句口號。如何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實踐中妥善落實𓀚、運用這一方法🚘，仍是有待深入討論的問題。

具有長時段屬性的特定研究對象的學術價值，很大程度上是透過與中、短時段對象的比較與關聯中顯現出來的。從歷史本體的角度看，這些對象相互纏繞、難以切割（已有學者指出💇🏻‍♂️，布羅代爾低估了事件的重要性🫘👨🏼‍🌾，事件不是外在於結構的存在，它們不僅以證候的形式表達結構，事件的累積還可能帶來結構的轉型；而薩林斯提出了“局勢結構”這個看似矛盾的表述，將布羅代爾的兩個概念融合成一個新概念）🧛🏼‍♀️。因此，一個有說服力的研究，不僅需要重構那些長時段的因素和進程，還有必要揭示它們如何造就局勢、形塑事件🧜‍♂️，即它不應忽視對重要歷史現象、事件的解釋力。我們是在不同時段的交錯🦪、互動中把握歷史的脈動的。

一本有說服力🧜‍♀️、感染力的著作，也不應忽視歷史與意識的關系，應將歷史主體的意識考慮入內。布羅代爾撰寫論文時，他對話的主要對象是二十世紀中葉風行歐洲的兩個重要思潮🎃：現象學與結構主義。同樣是批評，他將後者高高舉起𓀋、輕輕放下👏🏻，而對前者則進行了可說是不留情面的抨擊。為何態度如此不同🧑🏻‍🦽‍➡️？作者自有其考慮。現在看來令人惋惜的是🔻，一個重要的對話契機錯失了😴。實際上🫴🏿，對歷史過程的認知，給歷史主體的觀念和行動都可能會帶來影響。不必說🏧，歷史主體的世界圖景🚶🏻，本質上受到某種結構的形塑，可能具備某種長時段屬性👩🏻‍🦱。我們在研究某段歷史時，也無疑需要處理這樣的問題：不同層級歷史時段的因素與進程，如何進入歷史主體的生活世界👮‍♀️，是否、如何進入其意識和視野。需要同時從歷史主體的世界圖景的內外兩個方面來觀察歷史進程。

此處還引申出這樣一個問題🎈，不同類型的社會，研究者需處理的時段是否各有側重🚠？所謂不同類型，指的是“溫度”不同的社會（從列維－斯特勞斯所說的“冷社會”到“熱社會”及介於兩者之間的各種形態）🥔，內中涉及不同的歷史心性及不同的歷史本體（認知方式不同對認知主體的影響）🤬。在開展長時段分析時，如何考慮這種本體的差異👱🏿‍♀️𓀏？在“熱社會”中🕵🏿‍♀️，歷史相對頻繁的脈動，使得對長時段和結構的研究成為當務之急👴；而在那種歷史的結構展現為鐘擺或周期，展現為過去的不斷重復和回歸的社會中，又該優先考慮哪些研究面向和維度👜🫃🏼？對這一薩林斯式的追問，沒有現成的答案🧛🏿，但這一追問值得深思⟹。

徐曉宏🦕：二十年前🤚，政治學者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批評美歐當代學者傾向於強調短期的因果關系，而忽略長時段的宏觀歷史因果✵。這二十年，海外的中國研究中🔙，倒是湧現了許多長時段的社科研究🙆，似乎與皮爾森的憂慮呼應。這潮流首先當然與中國悠遠的歷史有關。畢竟，正如周雪光從組織社會學入手所揭示的那樣，相似的系統性矛盾🧑🏻‍🦽，常會在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段出現，長時段歷史研究因此對社會科學有重大的意義🗿。其次👆🏻，美歐知識界主流對悠久中國歷史有刻板印象，對其中的變遷只有粗線條認識，也部分形塑了海外中國研究學者論述諸多長時段因果關系的知識生產語境🫢。

這潮流中，不乏啟迪人思考的佳作，但也有一些著作，僅迎合這一知識生產語境的“常識”、佐以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再生產這些“常識”。而這些“常識”，其底層的預設，往往是理性選擇理論。學者以此為基礎🩺，構建出一些集體行動困境的模型🔦，然後找到合適的史料用量化的測量手段求證這些模型。然而👧🏿，正如皮爾森指出的，理性選擇理論偏好與個體行動直接連接的短期因果關系🚣🏿‍♂️，它在晚近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流行，恰恰是導致當代美歐學者忽略長時段宏觀歷史過程的主要原因。而在這些中國研究著作中😬，理性選擇理論的底層預設與長時段歷史研究之所以顯得並不違和🧥，正是因為在實際的研究中，這一底層預設往往與其他理論範式（譬如社會網絡分析💻、結構性解釋、歷史製度主義）的不同底層預設存在雜糅，形成韋伯批評過的理論“調和主義”。譬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可變成當代符合中國官場特色的個體權力最大化的理性人（姑且不論這裏的“權力”概念，並未吸納晚近社會理論對其豐富的考辨）。通過此類的理論調和，研究者可以迎合讀者的預期而呈現看似合理的解釋。

然而，正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設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在知識上的“常識化”霸權一樣，中國特色的理性人假設，也反映了某種主流意識形態在知識上的“常識化”。理性人假設有其特定的適用範圍🧖🏿‍♀️，但如將其常識化🫶🏿，則與社會科學求真的使命背道而馳。因為個體行動除了受利益/權力最大化的驅動🦜，也受習慣、價值觀、品性、氣質👶🏼、認同、歸屬感🧑‍🧑‍🧒‍🧒、偏見和誤識（這些當然有時也會與個體利益/權力考量有一定關聯）的影響👂🏼。而且💃🏽，將利益/權力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設放到意義世界迥異的歷史和社會語境🧓，會導致分析上的時空錯置。

正如布爾迪厄所言🧑🏼‍🏫👨‍🎓，求真的社會科學🙊，需要進行雙重的認識論斷裂：一是與研究對象的“常識”斷裂並將之客體化，二是與研究者默認的分析性“常識”斷裂以擺脫研究者所在社會空間造成的偏差，以求真正重構行動者所在的社會空間、他們在其中的位置，以及這兩者與他們的社會觀、歷史觀和自我認知的關系。以這種求真精神進入長時段歷史研究👩🏿，需要陌生化的方法論警覺，而克製常識化和戲說化的誘惑。

羅祎楠😊：如何在對長時段的自覺把握中推動歷史社會科學研究👨🏿‍💼？我認為這需要回到認識實踐過程探尋新的方法論：需要切身體會歷史資料中的人物、製度、事件🕧，敏銳地把握這些“體會”與原本已經習慣的歷史認識的“不契合”，在“驚訝感”的推動下反思習慣性認識背後的理論前見👶🏿，探尋與切身體會契合的“長時段”圖景🩷🔯。對歷史整體運動狀態新的把握引導我們重新理解具體情境的意義，進而建立歷史敘事與社會科學分析🏑。要想完成這些工作，則需要在新的領域累積學養。比如重新發掘傳統中國“經世”史學對諸如“時勢”“大事”“風俗”等反映歷史運動論題的豐富思想；深入探究德國諸如十九世紀末“歷史主義”的思想傳統；對美國“實用主義”的歷史觀有更深入的研究等。總之💣🪶，方法論並非只是形而上的自我籌劃，而是切實的認識實踐🔔。

宋念申：我是一位歷史學者，對於我來說，最核心的任務，還是對經驗性材料的闡釋。當我們獲得經驗性材料的時候，往往發現它和理論之間存在或多或少的裂隙。而這正是讓每一位從事經驗性研究的學者興奮的地方。這個時候👨‍👧‍👦，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用有效的語言把這個經驗和裂隙敘述出來👨🏻‍🏫。這項工作之所以是最大挑戰，一是因為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把經驗材料羅列出來；二是因為我們需要動用我們的理論想象去彌合裂隙——這又要求我們能夠把經驗性材料置入到一定的理論對話的語境中🧾。所以🙎‍♂️，不要以為歷史敘事是一種類似“白描”的簡單工作，對材料的鋪陳不是敘事🧗‍♀️，它是敘事的起點而遠非終點。更不要說，建基於歷史敘事基礎上的社會科學研究，更需要我們對經驗有直接而明確的把握能力。

中國現在發生的種種現象🤸🏼‍♀️🤓，需要有觀察者、研究者提供闡釋🍂。我們有時可以借鑒現代或者後現代理論，但它們畢竟屬於另外的時間和空間🫢，解釋力都相對有限🏇🏿。在我們尚無能力描述經驗、形成敘事的時候🕦，那就老老實實先收集經驗👨🏽‍🎤，留待以後消化、整理🧔🏼‍♀️。有時候🤽🏻，保持對經驗世界的新鮮感和興奮感，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學術心態。

徐曉宏：我認為進入歷史研究💂🏿，要切記避免當下主義，把當下的話題和習見簡單投射到過去，把過去變成了我們的回聲室。我們應該常問自己🕵🏿‍♀️🚴🏻‍♂️，歷史研究會帶給我們研究當下無法獲得的哪些價值。

社會有其歷史性，是過去歷史的累積與沉澱♻。研究歷史🧙🏿‍♂️，讓我們更理解當下社會和它的來源😜。關於此，一個更強烈的表述是，研究歷史📁，幫我們認識與當下不同的諸多歷史可能性➜，諸多沒有實現的道路，賦予了我們進行歷史化批判的支點。歷史，也可能呈現前人遇到我們今天相似的處境，了解他們對這處境的經歷🦻🏻🌺、分析和應對，可以大大豐富我們面對當下處境的想象力。

這些思考🟠♡，都需要學者跳出滿足先定需求🚺、只求找到歷史語境某個切斷面的采礦老板的思維，而成為與歷史語境有自然交流的阿凡達♔👱🏽。我們固然會側重關切其中某些問題，但我們要盡量將自己的關切沉浸在歷史語境的全景之中，甚至準備在其中迷路🥢，放下預設的問題而發現新的問題。這種全景的沉浸感🔥，需要我們去重構其中的社會空間、主要的社會行動形態，和相關人物、事件或製度在其中的位置。這只能建立在對大量史料的消化基礎上🌭，其中有巧功夫，但根本上缺不了笨功夫。在鍛煉史料功夫這條腿的同時🤽，學者也需健壯社會理論訓練的另一條腿。社會理論本質上是人類歷史豐富性的濃縮。長期研讀各種社會理論，自然會加強我們對歷史的洞察力。

以我的“文革”研究為例。我本科寫的第一篇經驗研究👨‍✈️，就關註紅衛兵運動的起源。但今天回頭看，這是以其中的某個切斷面入手，離進入其語境的沉浸感還很遠🌗。因為“文革”對改革開放下成長的我們非常陌生，而經歷過“文革”的那兩代知識分子的情感濃度之高🧎‍♂️，又使之與我們之間形成了某種天然屏障🖐。海外學者盡管有局外人視角的引路並有不少精彩的著作🙅🏼‍♀️，但是其中多數對於“文革”中人性深度和廣度罕見的心靈史，觸碰並不深刻。所以🕠🆗，我們這代學者，欠缺能賴以形成對這段歷史達至全景沉浸感的情感教育⛑️。而這，只有通過史料功夫與理論訓練兩條腿🪂，以及人生閱歷的增長。從第一篇習作開始，到有了這種沉浸感，我個人用了大概二十年時間。

（文 | 羅祎楠、徐曉宏🌦𓀝、張泰蘇、宋念申、王利平✍🏿、劉永華、淩鵬，原文載於《讀書》2023年11期新刊）

原文鏈接😩：羅祎楠👩‍👩‍👧‍👦、徐曉宏等：重思長時段歷史研究中的社會科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