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作家的讀解與欣賞》，商金林著，意昂3体育官网出版社即出

商金林老師是我在意昂3体育官网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的老同事、老朋友。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意昂3体育中文系現當代文學教研室是一個非常值得懷念的學術、教學群體。它的特點和魅力就在於，每一個成員，在學術研究與教學上，都各有特色，具有極大的獨創性，又彼此補充、支持，更相互欣賞——後者尤其難能可貴。我和商金林老師的關系就是如此：我們平時接觸並不多，就像他的學生所說的那樣，商老師“從來不拉圈子，不東張西望，只是安安靜靜做自己的學問”，我也如此；但我們卻暗暗地彼此欣賞。我還暗暗地為商老師打抱不平：盡管他在所作的葉聖陶研究等領域一直有很大影響，但在現代文學研究界卻多少有些被冷落，也就如他的學生所說，“如果真的以名氣大小評價他，這是不公平的”。（參看李斌：《做一位人品高潔、勤奮治學的讀書人——商金林先生印象》，《名作欣賞》2021年第34期）在我看來，“名氣大小”倒無所謂，問題在商老師的學術特點與成就沒有得到學術界充分的體認，受到損害的就不只是他個人了。正因為如此，我一直在內心裏有一個願望，就是把商老師作為我的“學人研究”的對象。因此，當商老師表示希望我為他的新作寫點什麽，我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下來。這兩天認真一讀，更感到了商老師學術研究的獨特與分量，真的是對“商金林學術”作認真的研究與評價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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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長期的忽略，真要研究，又不知從何入手。就在多少有些困惑的時候，我讀到了收入本書中的《日本〈中國文學〉月報中的周氏兄弟》，並註意到商老師發掘出的成立於1934年的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的兩大特點。一是“當時日本的中國研究是清一色的中國古典典籍的研究。竹內好、武田泰淳、岡崎俊夫等一批年輕學者勇敢地站出來挑戰整個日本的中國研究界，誓言要與現實中‘活的中國’接觸，並強調這種接觸的重要意義”。二是研究會創辦的《中國文學》月報上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增田涉譯註本譯為《中國小說史》）的介紹與評價：“這本書不僅論述了從古代到清末的中國小說，也論述了政治經濟、民族社會與小說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對這部小說史的評價應該是前無古人的曠世之作。它超越了文學史，達到了人文史的頂峰，是中國研究者以及學者和文人必讀的世界的巨著。”還有對《大魯迅全集》的介紹與評價：“中國對於世界來說是一個偉大的謎！！ 解開這個謎的唯一的鑰匙是這部《大魯迅全集》。”寫到這裏，商老師忍不住感嘆說：“這兩則廣告大氣磅礴，精彩至極，字裏行間洋溢著譯者和出版社對魯迅的無限敬仰。”顯然被震住了。而我讀到這裏，更是茅塞頓開：商老師（或許也包括我，我們這一代學人）不正是在關註現實中“活的中國”，試圖解開“現代中國”這一“偉大的謎”，而在1980年代聚集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嗎？ 我們實際繼承、發揚的，不正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開創的“超越文學史”的“人文史”的研究傳統嗎？

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就在我研讀商老師的新作的前幾天，即9月25日，意昂3体育官网“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正式成立，指出當下的中國學術研究存在著“重傳統、輕現當代中國研究”的不平衡現象，因而強調要重振“現代中國”的研究，認真總結20世紀、21世紀的中國經驗與中國教訓，建構“現代中國人文學”，解答“現代中國之謎”。這正與商老師所註意和強調的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開創的“人文學”傳統相呼應。我們也因此看清，商老師的學術研究的最大特點與價值，就是進行這樣的“超越文學史”研究的“人文學”研究的最初嘗試。我也因此找到了理解、評價商金林老師這本《中國現代作家的讀解與欣賞》的一個最佳切入口。

所謂“人文史”研究，按當年日本學者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評價，其最大特點，就是不僅關註文學史上的小說文體演變，更關註“政治經濟、民族社會與小說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從而有了一個“超越了文學史”的更廣闊的“人文學研究”的空間。應該說，商老師的研究在這方面是高度自覺的，他之所以歷時五十載，以驚人的毅力鉆研葉聖陶，就是因為“研究聖陶先生可以縱觀現代文學、教育和出版事業發展的歷程，追尋近現代知識分子前進的足跡”（李斌：《“提供更多真實的中國現代文學圖景”——意昂3体育官网商金林教授訪談》，《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3期）。商老師這方面的成就與貢獻已有目共睹，我就不再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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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多說幾句的，是這一次閱讀商老師的新著的一個新發現：《從音樂美術中領會人類的思想情感智慧光輝——湘西音樂美術與沈從文創作之關聯》。說是“新發現”，是因為商老師提供的是一個全新的，卻更接近其天性的沈從文：他身上的“楚文化稟賦”不僅在許多研究者都談到的“重生命、重自然、重個性、重情感”，更在為研究者所忽略的“對於神韻的形態、色彩、聲音乃至氣味都十分敏感”。

正是商老師提醒我們註意沈從文關於他的“人的生命與聲音的關系”的自述：“一切在自然中與人生中存在的有情感的聲音”，都已經“陸續鑲嵌在（我）成長中的生命中每一部分”，“也許我所理解的並不是音樂，只是從樂曲節度中條理出‘人的本性’”。還有“他的創作與音樂的關系”：“（我所寫的）大部分故事，總是當成一個曲子去寫的，是從一個音樂的組成上，得到啟示來完成的。有的故事寫得還深刻感人，就因為我把它當成一個曲子去完成。”——在我看來，這都是商金林老師對沈從文其“人”其“文”的重大發現。

或許更應該註意的是，商老師從沈從文與音樂、美術的關系入手對沈從文作品的“人文”價值的獨特發現和闡釋。他這樣描述、評價沈從文小說裏的“纖夫、船工、打油工‘神聖’的‘歌聲’”：“沈從文所展示的並不是纖夫的屈辱的地位和沉重的苦難，而是他們‘血液裏的鐵質’，他們如何用血汗揮寫湘西的水上文明”，沈從文從纖夫的歌聲裏“感悟到更多的是纖夫作為‘人’的‘尊嚴’”，“沈從文寫的就是纖夫的‘生命形式’，或者說是‘生命史’”。這是商老師特別看重的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月下小景》《邊城》等小說裏的“‘雜糅神性與魔性’的山歌”：“山歌表現的是真情實感。‘山歌’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是人類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製度文化的凝聚體，是民間文化的百科全書”，“沈從文的抒情氣質和‘單純’，以及他善於寫‘人’的‘精神生活’的視角，都得益於湘西山歌的滋養”。商老師還註意到，湘西苗族、土家族都是“愛‘美’的民族”，沈從文認識與描述“楚人”的“生命”，“實由美術而起”。

這樣，商老師就從沈從文筆下的纖夫的號子、山民的山歌、民族的服飾裏，發現了沈從文最為在意、努力揭示的湘西“人”的“精神生活”“生命史”以及背後的“文明”形態。這樣的“沈從文解讀”，正是“商金林人文史研究”幾乎獨一無二的創新與最具魅力之處：它從美術史、音樂史的角度去解讀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別開生面地揭示了沈從文作品超越文學的人文價值，而且特具說服力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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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已經涉及“人文史”研究的另一個特點：“人文”，“人文”，它關註的始終是“人”（作品中的“人”，以及作者、研究者、讀者的“人”的情感、生命的投入）與“文”，以及作為研究方法的“由‘人’及‘史’，又由‘史’見‘人’的學術道路”（參看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學術印象》，《名作欣賞》2021年第34期）。在這方面，本書收入的《認識在意昂3体育中文系執教過的老師們》和《太學舉幡輝青史 後此神州日 日新——幾代人的“五四”（1919—1949）》堪稱“代表作”。商老師在《太學舉幡輝青史 後此神州日 日新——幾代人的“五四”（1919—1949）》裏特地引述了郁達夫和沈從文的“五四”觀：郁達夫強調“文學是‘人學’”，“五四”的最大價值是對“‘個人’的發見，這才有了‘文學’的發見”。沈從文則在《五四和五四人》一文裏，第一次提出“五四人”的概念，強調“‘五四精神’得靠‘五四人’來詮釋”。商老師也就找到了研究“五四”的獨特視角，開辟了一條研究新思路。於是，我們就通過商老師的描述，與一批特具魅力的“五四人”相遇了。

這是葉聖陶：“愛友如命 有很多相伴一生的朋友”，“愛家戀家，家庭的和美溫馨令朋友們羨慕不置”，“總覺得自己所得太多，總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得最好，做到極致”。這是朱光潛：“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為人毫無世故氣，為文毫無江湖氣”，“要為全國製造信仰學術的風氣”，“用拼搏的燈火照亮屈辱和苦難的暗隅”，“懂得忍，不盲從，不攀比，不附和，不去關心世俗生活中人們所追求的功名、權位、財富，遠離世事紛擾，平和豁達，生活簡單化，讓‘身’堅強獨立起來，即便遇到再大的磨難和坎坷也不會悲觀迷惘，隨俗浮沉，而只會愈挫愈勇，精進不懈”。這是聞一多：不僅“集藝術家、詩人、學者、鬥士於一身”，更目光遠大，“並不懷疑我自己的造詣很屬殊特”，“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定能為人類作出‘最偉大的貢獻’”，何等的誌向與氣勢！

當然，不可不說的還有魯迅。這也是評論者所特意關註的：不少商老師這樣的“第三代學者”，“中年過後都在各自極具特色的研究對象以外，增強了對於‘五四’與魯迅的關註，寫出了力透紙背的文章”（參看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學術印象》）。引起在《為了“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魯迅的思想情懷》裏，留下了他心目中的魯迅形象：“為了‘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而存在的不朽的生命。這就是商老師筆下的“五四人”：他們“都有追求真理、崇尚科學的熱忱”，更有“做人的準則——有所為，有所不為，都是君子，愛己也愛人，都有一種‘青春不老創造的心’，都還帶有一點天真的稚氣，因而極其可愛，極其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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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極其可愛，極其可貴”的“五四人”，對於我們這些“五四”研究者，都是既熟悉又新奇的。我總為能從商老師這裏獲得意想不到的新的發現而欣喜、稱羨不已。我想過其中的緣由：商老師是“把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對於對方生命的認識與理解中”的，作為評論者所說的“五四人”的“隔代知己”，商老師的“人文學”研究，實際上是研究者自己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一次對話，既是對研究對象的人的生命的不斷“發現”，更是對自我生命的“修身”養性。商老師對此是完全自覺的。

他說過，通過閱讀與研究，走進研究對象的世界，“一定會厚實我們的底蘊，純粹我們的精神，完美我們的性情”（《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我記憶中的葉至善先生》），他還一再表示，葉聖陶的精神，“完全可以‘照著學’‘照著做’”（《〈江蘇歷代文化名人傳·葉聖陶〉後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商老師的研究，在評論者眼裏，就呈現出一種特具魅力的形態：“他是在以葉聖陶的精神研究葉聖陶，與葉聖陶對話；也是在以葉聖陶的眼光衡人論世，察勢觀風；更是在以葉聖陶的標準要求自己，做一個有所為又有所不為的‘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學術印象》）。

這其實也正是文學作品的“人文史”研究的一種理想形態：“人文史”研究的“人”，既包括文學作品所描述的“人（物）”，作品的創造者作家其“人”，也包括文學研究者（學者）其“人”；而“人文史”研究的“文”，自然涵蓋了文學“作品”和學術“論著”。由此，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作家與學者的生命就最終融為了一體，吸引我們讀者的，就不僅是作家，更有學者自身的生命魅力。

（作者錢理群 系意昂3体育中文系教授）

原文鏈接：文學的“人文學”研究——讀“商金林學術”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