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在《歷史研究》中指出，人類文明史上的實例一再表明，文明最常見的演進機製是挑戰與回應。中國當前的生態文明轉型就是對嚴峻生態挑戰的一種回應。我國面臨的生態挑戰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城市化進程帶來的。我國城市化進程走了不少違背自然規律的彎路，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幹擾。2021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64.7%，意味著我國超過3/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因此城市在我國實現生態文明轉型這一目標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我國諸如“碳達峰”“碳中和”等具體發展目標的成敗也與城市的轉型與否緊密相關。

城市轉型的歷史必然性

學術界一直在討論是否要確認一個全新的紀元來表達我們對賴以生存的地球生態系統造成深遠的影響。如果我們將從農業革命以來以人口激增為典型特點的這一段歷史時期定為“人類世”的話，那麽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將濫觴於工業革命並以城市的迅猛增長為特點的這個歷史階段定位為“城市世”？不斷增長的人口給地球生態系統留下了深深的足跡，而城市以及全球迅猛的城市化進程則更加深遠地塑造著地球生態系統的未來。

一方面，城市自古以來多因優渥的自然地理條件而生，這是城市的自然屬性。依山傍水而建的原初城市就如自然生態環境繈褓中的嬰兒，因自然而誕生、受自然庇護、與自然相互依存。雖然城市不斷深化發展出更豐富的功能來，但城市依然還是與自然是一體的，或者說城市並沒有脫離自然生態環境這一母體，自然條件是城市生存的一個必要條件，也是城市為人們提供福祉的前提。另一方面，城市因人而建，為人而建，這是城市的社會屬性。城市發展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類發展。城市是文化的熔爐，是思想的搖籃，是創新的孵化器，物質、能量與人口、貨幣等流動在這裏交融，為促進人類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

然而，縱觀城市發展歷史，不難發現，城市的演化是一個與自然漸行漸遠的過程，在城市功能不斷深化發展的進程中，城市的社會屬性逐步被強調，而其自然屬性卻不斷被剝離。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專業化、機械化、現代化等進程加速了城市與自然分離的步伐，城市經濟由“自然經濟”轉向了實實在在的“技術經濟”。城市發展範式也逐步由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發展範式轉向以“技術經濟”為基礎的發展範式。

傳統的工業城市發展路徑都是基於一種“技術經濟”的理念，即通過改進技術、擴大生產資料範圍、提高生產資料的組織效率等手段來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工業城市發展初期，城市規模相對於生態系統規模尚小，技術經濟的發展的確顯著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社會經濟福祉水平，彼時技術經濟背後的生態環境成本也還不足以被人們重視。然而，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張，技術經濟帶來的邊際收益遞減，相反邊際成本遞增，社會經濟產品和服務帶來社會經濟福祉越發彌補不了生態產品和服務萎縮而導致的生態福祉的減少。雖然城市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的物質能量代謝能力，但也使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高速運轉的城市“技術經濟”雖然使城市離自然越來越遠，但卻強化了城市對自然的間接攫取和破壞。以技術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發展範式忽略了城市與自然的深層次關聯，表面剝離了城市的自然屬性，製造了一個城市經濟可以為“無米之炊”的假象——事實上，城市對生態環境的攫取一直沒有停止過，只是隨著工業化、產業化、城市化等一系列社會經濟過程，使城市對生態系統的攫取由自然經濟的“顯性依附”變成了工業經濟的“隱性攫取”。全球城市化的全面推進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的物質能量代謝能力，但就如“傑文斯悖論”所說，“反彈效應”使城市效率提升的同時也導致了城市對資源、能源需求和消耗總量的提升；另一方面，雖然城市內部結構的“進化”使城市抵抗自然沖擊的能力不斷加強，但也因在相對狹小的空間範圍內過度集聚而造成了一系列的資源短缺、環境汙染、氣候變化、交通擁堵、疫情防控艱難、社會兩極分化等生態和社會矛盾，嚴重削弱了城市居民甚至全人類的福祉。在工業化早期，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德國魯爾等許多工業化城市就爆發了嚴重的環境危機，致使城市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遭受重創。彼時，老牌工業城市面臨的問題還是局部性的問題，這些城市通過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最終走上了清潔綠色發展的道路，但隨著全球工業化和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推進，城市汙染由老牌工業化城市向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轉移，墨西哥、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城市頻繁爆發嚴重環境汙染事件。隨著全球人口激增，經濟體量飛速膨脹，生態環境不堪重負，局部性環境問題也最終演變成氣候變化、能源和水資源匱乏、生物銳減、臭氧汙染、化學汙染等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態危機。

從早先的瑪雅、蘇美爾等古城邦文明的興衰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城邦文明多因自然優勢而生，也多因生態困境而亡。作為復雜適應系統，城市也在進化。對工業城市的問題和局限性的反思，催生了諸如“田園城市”“花園城市”“山水城市”“生態城市”等新興城市概念。相比傳統的工業城市，以“花園城市”概念為起點的新興城市不斷嘗試在城市規劃中整合生態環境要素，強調生態環境的保護，使城市更具有生態關懷，同時也使城市更具有生態美學價值。然而，這些城市理念還不能稱之為城市範式的革新。仔細剖析，我們發現這些新興城市模式要麽旨在通過合理的規劃，提升城市的資源和環境利用效率，降低城市經濟增長的生態成本，減少城市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幹擾（比如衛星城市、生態城市等），要麽嘗試將生態環境融進城市景觀規劃，逆轉城市遠離自然的趨勢，從美學、人文價值上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比如花園城市、廣畝、森林城市、山水城市等）。關註城市生活和生產的資源環境效率，減少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生態成本，提升城市自然美學和人文價值，這些都是對傳統工業城市理念的優化，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新興的城市形態無論從理念上還是實踐上都沒有脫離技術經濟這一核心框架，經濟還是經濟，生態還是生態，兩者並不是完全統一的關系，城市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依然還是割裂的，無法從根本上突破工業城市的困境。

在人類社會經濟系統不斷逼近生態系統的極限狀態，建立在技術經濟基礎上的城市發展模式已經難以應對諸多不可持續的生態和社會矛盾，也難以承擔引領人類走向持久、繁榮、公平發展的重任。庫恩認為，當現有的知識和經驗都無法解釋我們當今面臨的矛盾的時候，也許就是我們現有認知所基於的範式需要進行革命的時候。那麽，能夠面向未來的城市範式將是什麽樣的？

我國公園城市的新理念如何引領城市的轉型？

2018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成都天府新區視察時要求，“要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長極，建設內陸高地”。2022年，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成都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範區。“公園城市”這一創新性的理念是在我國推進生態文明轉型的大時代背景下關於城市建設的創造性論述，為新時代破解城市發展難題、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方向，在城市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那麽，在我國生態文明轉型背景下誕生的公園城市是否可以引領城市發展範式的真正變革？

我認為，範式革命的意義在於以新的範式突破舊的範式無法突破的困境，因此，公園城市要引領城市的範式革命，必須直面並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城市發展的桎梏，清醒認識到城市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二位一體性，真正實現城市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雖然無限發展城市的社會屬性是城市發展的目標，但如果不重視城市的自然屬性，城市的社會屬性也難以長遠發展。因此，公園城市應重視城市自然屬性這一根本，以城市的自然屬性為基礎發展其社會屬性，最終實現城市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

具體來說，公園城市需要在基本願景、發展目標、實現機製等各個層面都邁出嶄新的步伐。

（1）基本願景：從自然經濟、技術經濟邁向一種以“穩態”為特點的生態文明經濟

顯然，我們不能回到效率和福利水平都十分低下的“自然經濟”狀態。公園城市是要強調回歸城市的自然屬性，而且要比任何時代更強調和尊重自然生態的重要性，但公園城市不是倡導回歸“自然經濟”——簡單地、低效地依附自然創造和實現價值並提供福祉；公園城市辯證地對待“技術經濟”，同樣強調技術進步在提升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降低生態成本方面的潛能，但對“技術經濟”為城市創造和實現價值的恒久性持謹慎的態度。公園城市構建的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一種經濟基礎、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都建立在良好、健康、持續的城市生態系統之上的結構穩定的、運轉有效的、福祉普惠的經濟形態，我稱之為 “生態文明經濟”。生態文明經濟不以經濟增長為恒定目標，而是在滿足一定福祉水平下，強調保持合理的規模，並在一種穩態下實現質的發展。

（2）發展目標和實現機製：可持久的規模、穩定的結構、高效的配置和普惠的分配機製

公園城市的內涵在於其持久性、韌性、高效性和普惠性，因此，公園城市需要可持久的規模、穩定的結構、高效的配置和普惠的分配機製。製度設計上總的思路應該以控製總量、消除或減少外部性影響，實現生態福祉全民普惠共享為著力點。具體來說，總量控製重在規劃，通過紅線、底線的劃定明確城市的生態開發空間。外部性問題比較復雜，一方面可以通過明確產權、完善產權交易製度來消除外部性，充分發揮市場的激勵機製，形成成本和收益的自我控製機製；一方面可以通過直接控製（比如生態稅費等）製度實現外部性內部化，或通過間接激勵（比如預付金返還）製度減少外部性，促進良性循環；還可以通過宏觀上製度培育（比如綠色價格體系和綠色國民賬戶的構建等），對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進行生態成本-收益的宏觀調控。要實現生態福祉的普惠共享，可以基於生態稅費、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等社會再分配機製合理分享發展的成果。

（3）需要進一步強調的三個原則

公園城市為我國城市的轉型提供了一個方向。顯然，並不是每座城市具有發展成公園城市的潛質。國務院批復同意成都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範區，這是成都這座城市先天的自然優勢與後天歷史積澱的綜合結果。然而，無論城市的自然稟賦如何，每一座工業文明下發展起來的城市都多多少少有歷史遺留的問題，從現實到願景，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因此，最後對公園城市的建設，我想強調以下三個原則：

一是理想目標和現實基礎的平衡原則。理想目標必須高遠，必須是徹頭徹尾的革新，但不能忽視歷史基礎，尤其是對老城的改造規劃，必須從歷史和現實出發，以漸近的方式逐步分期逼近目標規劃；

二是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平衡原則。大方向的標準必須統一，但一定杜絕千城一面，要尊重城市的自主性，充分發掘城市的個性，保存城市的多樣性；

三是鄉村和城市的平衡原則。公園城市的建設是一個弱化城鄉二元分化的機會，要利用公園城市的空間和功能規劃，更好地連接城市和鄉村，實現以城帶鄉，以鄉護城，真正實現城鄉融合。

作者簡介：

季曦

意昂3体育官网經濟學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穩態經濟、真實發展水平測度、我國生態製度、能源和氣候政策的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等。發表40余篇，包括30余篇SSCI/SCI 論文，其中20余篇發表在Q1刊物，獨立著作1部，翻譯著作1部，參編4部。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3項（2項面上，1項青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子課題、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子課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一等資助、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特別資助、國家人口計生委、亞洲開發銀行子課題等多項課題。擔任Ecological Economics等多個國際期刊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