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的提出，是中共抗戰時期的創造，又有著深遠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淵源👩🏼🦱🤸🏻。從蘇俄革命開始，革命就不僅僅限於政治領域，更是思想文化的全面翻覆。抗戰時期中共的論述是🔛：“要教育群眾、啟發群眾的智慧，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這與依靠群眾並不矛盾，但兩者又不能混淆，要讓群眾知道我們的任務🫱🏽，我們才能和群眾一道工作🐶。” 也就是說🔴，中共不應該是自上而下的統治者，而應該教育和提高民眾，共同完成政治任務和目標。正因此🤞🏻，抗戰時期中共既建立了直接下探到基層的垂直的權力運作體系，又開發了一套扁平型的政治文化👩🏻💼。正是這樣一種垂直和扁平相互補充的政治運作體系，將中共和絕大多數政治力量區別開來，不僅使中共在與國民黨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且對後世影響深遠👱🏼♂️。
一
扁平化是一個社會科學的概念♡，起初主要應用於企業管理領域✌🏽。出現的背景在於：“支撐科層製的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導致其有效性的基礎不斷流失，扁平化作為突破科層製的結構模式，在企業管理領域取得廣泛成功。”對於企業扁平化組織的核心原則，有研究者概括為：“圍繞交叉職能核心流程而不是圍繞任務或者職能進行組織”🧛🏼♀️；“使團隊而不是個體成為組織設計和實施的基石”👩🏿🎨；“與客戶和供應商融為一體”；“利用信息技術幫助人們實現目標並把價值主張傳遞給顧客”👩🏼⚕️；“促進多技能化👨🏽🌾、提高創造性思維能力以及靈活應對團隊工作中出現的新挑戰的能力”🌚；“建立一種開放🤷🏼♀️、合作✮、協調的企業文化𓀌🔅，一種既聚焦持續性發展又重視對員工的授權🎼、責任感和生活的企業文化”。團隊、溝通、教育、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控製成為扁平化結構的核心概念🚶♀️➡️🧿。由於美國學者安東尼·唐斯、蓋伊·彼得斯及澳大利亞學者歐文·休斯等的努力，扁平化理念也應用於公共管理及官僚製度的考察。
有趣的是🫸🏼🥒，抗戰期間中共的政治構造中👅，可以看到和這個後來出現的概念相似的理念𓀙，只是抗戰時期中共對扁平化結構的運用➾，更多體現於和組織相輔助的政治文化當中🕒。關於中共扁平型政治文化的建立，既有研究闡述較少，學者祝靈君較早註意到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共領導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大都在某種程度上反對黨組織中的官僚製，希望軍隊和政黨組織扁平化，這樣可以使政黨對社會事務快速反應，另一方面也與中共所追求的平等精神保持一致。”引進扁平化概念觀察中共政治的特征🧔🏻，很具啟發意義。
扁平化和抗戰時期中共提出的群眾路線若相契合。1943年🧤，毛澤東對群眾路線做了最早的集中闡述，做出規定性的概括：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件）🤙📸，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提法🔁，很清楚地顯示了毛澤東對群眾路線的定位.群眾路線體現著黨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和政治情感，概括而言🤹，即劉少奇闡明的群眾觀點：“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群眾觀點。”後來扁平化理念倡導的團隊🩸、合作🪕、教育🚲、情感溝通👮🏻♀️，都可在群眾路線中找到脈絡。群眾路線強調打破幹部和群眾間的界限，減少溝通的層級𓀍，讓幹部和群眾間形成同心圓而不是等級分明的階梯式關系☸️，這都和扁平化理念接近👨🏿🔬。扁平化理念倡導的團隊9️⃣、集體既是共產主義運動天然的選項，也是以集體、平等為取向的群眾路線的基石。
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是抗戰時期中共系統化的政治文化的關鍵。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提出的頗能代表中共政治文化的三大優良作風為例，緊密聯系群眾和群眾路線的關系自不待言，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批評與自我批評🤘🏽，事實上其思考源頭和落實踐行也不能離開群眾🏃🏻♀️，也都源於群眾路線的認知基礎。群眾路線的落實👩🏻🦯➡️，最重要的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眼睛向下看😖，與群眾打成一片。不關心他們就不能代表他們🤷♀️。”抗戰時期，中共通過權力下探有效解決了控製力的問題🔥，卻帶來了官僚主義的擔心，解決問題的辦法相當程度寄托於群眾路線♡。通過群眾路線政治文化的樹立，輔之以政治化的群眾運動，可望打破等級化的官僚政治，塑造平等的同誌式情感🥶，以此保持和群眾的水平關系：“每個黨員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之中。”
應該指出的是👉🏿，戰時根據地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和水平式的群眾路線的政治文化😪，看似兩個路向，其實相輔相成👍🏿👩🏽🔬。正是有了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有了深入到民眾之中的幹部體系，群眾路線的推進才有了更為有力的載體，才能避免傳統親民政治高高在上無從落實的困境。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固然有可能造成等級森嚴的控製體系🐻，卻也可能形成政治權力水平擴展的基礎，在基層尤其如此🎨。當中共強調群眾路線時，通過權力下探形成的基層幹部體系，迅速擔負起構建同心圓的責任🏘💪🏼，這或許是權力下探時並未預想到的另一重功能。如果註意到中共的運作系統通常都環環相扣，這樣的預料之外或也在情理之中。
二
群眾路線▫️、水平融合🦔，落實的關鍵在幹部🕵🏻♂️。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的幹部考核和評價體系，促進民眾和幹部的結合⏺。模範幹部的標準是：“能完成任務，不行政命令；真正與群眾打成一片，事事領頭幹；不貪汙🤪，不浪費🌑，不流氓習氣與浪漫習氣。”這一標準不是擺設，而是落實到具體的數據當中🦚：“村幹部有100個群眾真正擁護，縣幹部有1000個群眾真正擁護。” 這個標準既體現中共數字化管理的要求🐋，也符合幹部要得到群眾授權的思路。劉少奇有個想法：“派幹部作縣長📀，先不派縣府🧚🏻，而派去做群眾工作🛌。在群眾中工作做好了🏄🏽♀️❤️，有了信仰🏋🏼，由群眾選他出來當縣長，那就成為和群眾有密切聯系的領袖。” 起碼就理論上言👩🏿🎓，群眾關系成為認定模範幹部最重要的標準🚵🏻，“吃窩頭小米，背行李跑路，穿老百姓的衣服到敵區工作”🫘，幾乎成為戰時中共幹部的常態🧗🏼。老百姓感到“現在的政府♕🦵，不像個政府，像個群眾團體”。對於一個以群眾路線為取向的政治力量言📢，這樣的評判毋寧說是極大的褒獎。相對於垂直的製度化的權力下探😿，以群眾路線為核心的扁平型政治文化更是黨和群眾相互創造的過程，是變化🧑🏼🏫、形成著的充滿活力的政治實踐，當年，群眾運動又是群眾路線落實的重要載體。
對群眾運動的強調幾乎和中共降生同步，中共二大起就確立組建一個大的“群眾黨”、“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裏面去”的組織原則🦸🏿📍。1929年9月，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下達指示信，首次提到“群眾路線”，要求紅軍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幹” 。抗戰期間，由於獲得相對穩固的獨立發展空間🪆🦸🏽♀️，群眾運動呈不斷落實和推廣之勢。當時的勞模運動很能代表中共以群眾運動拉進與群眾距離的路徑。1940年代，根據地廣泛開展勞模運動🙎🏿，勞模不是幹部，從群眾中產生，是群眾的代表✊🏽，但他們作為群眾中的脫穎而出者，又和一般群眾拉開距離，可望成為“上面的領導人員和下面的廣大群眾之間的橋梁”🧜♂️。如果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中共對自己幹部的要求，代表黨向群眾不斷靠攏的努力；那麽勞模則從另一面努力🧑🚒，作為連接中共和群眾的紐帶，帶領群眾向黨靠攏。通過這樣群眾性的勞模運動，中共和群眾間形成良性的相互靠攏的互動關系。來自國統區的記者趙超構觀察到🥷🏼：“勞動英雄製度的最初動機，本只是提高勞動效率，但是現在的成果卻已大大的超過了這最初的目的，一如我們看到，這些英雄不僅成為群眾學習的模範👱🏻，他們並成了共產黨和民眾之間的橋梁👨👩👦。由於他們的活動👬🏼，使得邊區民眾和共產黨執政之下而仍能發生平等的感覺。……相當的提高了農工的自尊心，而使他們樂於追隨著共產黨的政策🍋。”
開展群眾運動，發動群眾並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中共冀魯豫區黨委書記黃敬曾經論述：
要把群眾從和平的💦、散漫的、蒙昧的情況中轉變過來，要他拿起槍來打仗，不怕流血不怕死人，而且還要各地大家都齊心一致，真不是樁容易的事情。……群眾在思想上情緒上的復雜，人心不齊，舊勢力統治的阻礙，文化低落，見聞狹小，傳統成見的束縛與顧慮之多(保守🧑🏻🏭，認命、自私、多疑，懦弱、家庭生活之牽累)🧜🏼，這些事都成為發動群眾的障礙✏️，決不是抽象的想象所能知道👳🏿。
黃敬道出了群眾的自利自保本能，這是面對群眾時不能不正視的現實。要真正讓群眾起來，必須在實踐中教育群眾、引導群眾，讓他們“了解到解決切身的事要和大家聯合的必要。要使他們在大家為切身[利益]鬥爭中把眼界放寬了”。這裏面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發動群眾要照顧群眾切身利益👨🏻⚕️，啟發群眾的自覺自主意識🤴🏽，讓他們體會到自身利益和黨的利益一致；二是在切身利益的鬥爭中放寬群眾的眼界，使之不再完全陷於個人利益🏧。因此，群眾路線不僅要求黨的幹部向群眾靠攏，還有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要求🙏🏼，形成黨和群眾正相關的雙向運動⚾️。實際上，共產主義運動都強調要面向群眾，中共群眾路線的獨特之處在於不僅僅強調到群眾中去，還強調從群眾中來🎢，而這裏的群眾又是動態的，有群眾的自覺自動👨🏻🍳，還有群眾的教育提高，僅僅強調前者，有可能流於民粹，只強調後者，又有精英主義的風險。
共產黨是先鋒隊的組織👨🏽⚕️，當然負有領導和教育群眾的責任，但是一旦站到領導和教育者的地位👨🏽🚀🟣，黨和群眾的水平關系就岌岌可危，先鋒隊和群眾似乎存在天然沖突。破解這一難題的辦法是：教育和領導群眾不在群眾之外，而在群眾之中。教育和領導群眾之前，首先是向群眾學習：
只有我們同誌虛心地向人民群眾學習，把群眾的知識和經驗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更高的知識🗝，才能夠具體地去啟發群眾的自覺，指導群眾的行動🧑🏿🎨。……為了能夠不斷地向群眾學習，所以我們一刻也不要脫離群眾。如果我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那我們的知識就要受到極大的限製，我們就決不能是聰明的，決不能是有知識有本事的，我們就決不能領導群眾🤶🏻🧑🏿✈️。
所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僅是革命實踐的要求，也是共產黨人認識論的基礎♌️🩵。背後隱含的🍪，有中共希望形成的幹部與群眾間情感上的共鳴、關系上的水平互動、地位上的可互換性等一系列富有張力的內容。
三
任何政治理念落地都有一個持續推進的過程💪🏻，越是精致的理想，落實的困難越大，幹群關系、軍民關系如果一馬平川，群眾路線實施也就太過輕而易舉。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部長李卓然在調查中發現：
張日福，一個63歲的老農，土地革命後到現在一共被綁了5次。第一次因兒子開會不到被綁👲🏻😢，第二次因兒子躲避兵役跑到宜川被綁，第三次因與農民會長吵嘴被綁，第四次與部隊吵嘴被綁🧑🏻🦲🐞，最近一次因運鹽路費少出5元，被區上綁了一天💆🏽，結果罰了50元。
我們和區鄉的幹部談過這個問題，他們說不綁不行。我們提出施政綱領來和他們討論😡，支部書記說照施政綱領來什麽也辦不通🥬。
作家王林也在日記中講到：石友三的軍隊拿病騾子強換老百姓的好馬，還要老百姓給軍隊錢，換完沒幾天𓀆👌🏼，馬死了👞，軍隊又找上門要回換的騾子🍗，“此事嚷動全村👈，所有老幼皆議論紛紛🕐，最後最普遍的結論是：‘上哪裏說理去呀，他又不是八路！’……百姓談話常有這口頭語：‘八路軍也有壞的👩🏻🔧，國軍也有好的。’”這一段特別具有生活的氣息，石友三軍隊強換騾子招致的議論以及村民自然而然將之與八路軍對比，都體現了當年軍民關系的實態，而另外材料說到的，民眾“覺得並且常常說出來：‘八路軍好一點’”👢，其中的褒貶大體也是當時真實狀況的體現。
追求至善盡美的中共，對民眾帶有限製條件的褒揚或許不能完全滿意，黃敬就批評一些人和國民黨比🕵🏼♂️，滿足於“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強調：“絕不能以比專員好一些為滿足，忘了自己是幹什麽的🥜。” 不過，從另一面說🧑🎨，當年的歷史運動中，“好一點”透出的選擇對歷史進程可能產生的影響確也不可小覷。戰爭時期，很多事無法盡善盡美⚇🏊🏿♀️，作家高魯的日記記載一個管理部隊後勤的司務長的故事：
他和管理員押運十幾大袋小米由白文到寨上，黃昏牛車回去了🥩，這時他沒動員著牲口，第二天隊伍就要出發了🫷🏻，他可著急壞了⛱，對管理員說：“糧食怎麽搞得動🛕，大車昨天放回去了，今天牲口也搞不出🈚️。”……管理員說：“糧食搞不走砍你的頭！”“誰說砍我的頭？”……他們倆就大聲地吵起來👃，不一會從上面下來一輛大車，管理員就大聲叫🚶♂️：“餵，老鄉，餵老鄉👨🏼⚖️。”老鄉一聽就知道不對💕，趕快走🧛♀️，他就跑過去把大車硬拉來才算了事➔🧑⚕️。
高魯追問⌚️：“到戰鬥時是餓肚子要緊還是不犯紀律要緊呢？”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不過仔細想，在當年的政治力量中👩🏿🦱，大概只有共產黨人才會有這樣的追問，這何嘗不是群眾路線努力的結果。
當中共努力貼近群眾時，常常會發現，隨著獲得權力的增長，群眾的權力意識也在不斷增長中🫅🏿。幹部們抱怨：“現在的社會不同了，要在過去國民黨下面👐🏽，要什麽老百姓還敢說個‘不’字？現在就不行🚴♂️，下農村說得不對，老百姓還敢罵人。”中共用權力下探強化了管控力，又用群眾路線保持政權和民眾間的權力博弈，一旦權力博弈開始💨，進進退退就成常態👓，有人會利用政治力量的善意鉆空子：“我們開始下去花了十幾萬幫助老百姓開荒、買工具、買豬雞等東西，但以後有人提出過份的要求👌，比如有一個商人他生活還不錯，他要我們幫助他開荒，他好坐享福利🤱🏿，這是遷就落後，培養二流子，假使不能好好的註意就受了他的欺騙。”滿懷善意接近群眾或許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開始下去為了和老百姓關系搞好，就拜幹媽幹姐🌁。結果把關系弄亂了，長輩搞成晚輩。同時拜幹媽其他老百姓吃醋。搞好了一個，搞壞了十個，不能普遍的把關系搞好🧘♀️🔢。同時發生糾紛的時候他可以利用幹女兒的面子說情😱，比如這次發生糾紛他就說‘你是我的幹女兒，你應該替我說話’👈🏻🕙。”
權力意識滋長帶來的講價錢、搭便車🎗、占便宜等問題，讓基層工作者面臨更多的困難。但權力運用從單向變成博弈🤦♂️，幹部和民眾形成水平關系，由此帶來的親近感、信任感，是中共獲得的實實在在的成果💆🏿♂️。八路軍幹部劉榮寫道：“下午推碾子🔖。老鄉說：‘從前當官的人都見不到🪩，現在你們八路軍當官的又說又笑，還推碾子拉磨，真是少見呀。’”一個向來缺乏平等和公正基礎的社會🧁，群眾路線帶來的新式幹群關系，足以讓民眾心服口服🏄♂️，這是已經擁有權力意識的後人難以想象的。
戰時中共既在根據地完成了空前嚴密的垂直權力體系，又構建了群眾路線的政治文化。如果說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代表組織硬的一面，群眾路線則代表文化軟的一面。黨超然的垂直領導和水平的情感互動，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共對這兩者的運用，可以說都達到了中國歷史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巔峰。應該說，由於統一戰線的範導及嚴峻的生存要求🏰，抗戰時期的群眾路線貫徹可謂成功🦹♀️，成為中共政治構造的一個神來之筆✦，也因此沉澱為中共革命的重要政治和歷史資源之一。日本人承認🌳：“對於在民眾裏長下深根，且能巧妙掌握民心之共產黨軍，想把他和一般民眾分離判別，實是困難事情🩻。”這可以說是對群眾路線政治文化實際成效的最好解讀👨🏼🎓。當然，由於在黨的領導和發揮群眾自覺性間把握綦難，群眾路線的理解和執行也不是沒有難題，如何有效運用這一政治原則，推進政治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系意昂3体育官网歷史學系教授，本文原載於第1575期《意昂3体育校報》1版）